但是，行政机关以执行并实现法为任务和目的，其行为与私人行为在法上并不是变得具有相同的性质，变得性质相同只不过是不正确的比喻而已。

截止2019年11月底，地方政府规章已基本上纳入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对外开放与我国宪法》《我国外商投资立法与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含义的与时俱进》，载《中国人大》2019年第7期。

报告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根据该决定，国务院于1993年9月4日发布《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对收容教育作出了具体规定。在实施主体上，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以宪法序言的高度对宪法实施主体的全面性做出规定。[6]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则首次将作为宪法实施重要机制的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并列提出。利用备案审查这一制度存量，以备案审查程序建构为中心，通过备案审查机制的完善、备案审查实践的充分开展，激活其中的合宪性审查要素，进而推动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体制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在多个领域作出了重要决定，促进了宪法的全面实施。主要作了以下具体工作： （一）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 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资法》。结果在小早川论文中，抚恤裁定案件、违法性继承、国家赔偿请求问题全部作为有无遮断效果来讨论，但其理论框架仍有重整的余地。

阿部泰隆・前掲行政訴訟改革論50頁以下。也就是说，因为行使公权力有公定力，要主张不服公权力的行使，或者排除公定力，就必须采取撤销诉讼这种特别的诉讼程序。因而，就不允许行政厅在以A为理由的处分撤销诉讼中将理由A替换为理由B或追加理由B，相反，在撤销判决之后允许以B为理由再行处分。[13] 关于预防诉讼的容许要件，最判1972年11月30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26巻9号1746頁[長野勤評事件]。

[50] 以下与山本隆司・前掲法関係484頁以下的叙述重复。[74]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诉讼形式是抗告诉讼还是公法上当事人诉讼等，而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在多大范围内对行政行为程序之后发生的该行政行为事由根据作出审理判断。

这也佐证了行政行为即使在量上只不过是行政作用的一部分，在质上也有汇聚公法全部要求的聚焦镜[86]的意义。[5] 最判1964年10月29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8巻8号1809頁。当然，德国的学说在细节上也见解不一、错综复杂。[66] 对于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各种见解，南＝高橋編・前掲条解行訴166頁以下[人見剛]。

如此，就强调了在行使公权力上抗告诉讼各种类型的特殊性，而反过来，处于民事诉讼和抗告诉讼媒介位置的公法上当事人诉讼（行诉法第4条后段的所谓实质的当事人诉讼[15]），其法的性质却很难说是明确的。2. 存续力 将法明确化的拘束力因将法安定化的存续力（Bestandskraft）[35]而得到强化。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禁止诉讼中的主要争点不同于个别处分的事前程序、不服审查程序中的主要审理判断对象。这种构成要件效力范围问题与存续力界限问题的区别，早就在区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遮断效果的讨论中得到启发。

但在日本法上，两者都是采取判决的形式，故而，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没有采取意译的方式。亦即法院可以依职权或申请通知行政厅参加诉讼。

司法研修所編・前掲実務的研究160頁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采用结论同一说的立场[将‘该申请属于a、b、c或d中的某一个这种判断的违法性作为诉讼标的的见解]，在拒绝申请处分的撤销诉讼中，行政厅为了让‘该申请属于a、b、c或d中的某一个的判断有理由，只主张事实中的一部分（上述例子中的a），之后根据让该判断有理由的别的事实（上述例子中的b、c或d），重新作出同样的判断，如果允许这么做，就不首尾一贯。这不是诉讼法的问题，而是行政厅消除自身违法行为的结果、恢复合法状态的实体法上义务的归结。

但是，像强行要求承认拘束力、规律的通用力那样，将此抬高到拘束力或规律的元层次来说明却是不必要的、过剩的。（2）因为核反应堆设置许可只是在核反应堆等规制法上容许设置核反应堆的规律和拘束，附近居民根据民事法请求禁止企业设置、运营核反应堆，与行政行为（许可）的规律和拘束并无矛盾对立，不为构成要件效力所排斥（在德国，情况并不相同，其《核能法》第7条第6款特别规定了许可处分排除民事禁止请求的构成要件效力）。[37] Wolff/ Bachof/ Stober, a.a.O., §48 Rn.8. [38] 東京地判1964年6月23日判例時報380号22頁。[20] 小早川光郎『行政法・上』(弘文堂、1999年)268頁以下。当然，在行使公权力上还没有引入强制执行制度，但这可能不是决定性的问题。不过，在禁止诉讼中，存在其他适当方法是诉的消极要件（第37-4条第1款但书[85]），与此不同，第37-2条第1款是将不存在其他适当方法与重大损害要件并列作为诉的积极要件，因而，设想的其他适当方法是比特别法定的行政（诉讼）程序更大范围的程序。

也就是说，一方面，行政实体法在整体上不同于民事实体法，没有采取直接规定权利主体相互之间请求权的体裁（局部有私人申请权等规定），而是采用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如何维持、形成社会秩序的体裁。[32] 1. 规律·拘束力 首先，行政行为有拘束力（Verbindlichkeit; Bindungswirkung）。

[60]但是，在这种撤销诉讼中，如果行政厅能通过主张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纠纷解决的范围，而原告私人却有必要主张行政行为的所有违法事由，两者之间就失去了均衡，即使考虑到行政厅的事案调查负担，在解决纠纷的制度上也是欠缺合理性的。——译者注 [2] 第7条规定，本法对行政案件诉讼没有规定的事项，依据民事诉讼之例。

[43]例如，违法性继承与后续处分行政厅（在多大范围内）是否对先行处分的违法性具有判断权限大致是没有关系的（通说认为，在征收裁决的撤销诉讼中也可以主张项目认定的违法性，因而承认违法性继承。[17] 二、公定力与规律[18] （一）公定力——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体性构成 所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强行要求承认行政行为具有拘束力的力，对所有官厅和人民产生，[19]是通过行政行为让规律通用于相关者的力，行政厅作出一定规律的判断优先于其他相关者的判断。

[64] 当然，像上文这样，将撤销诉讼诉讼标的上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为、措施还是作为规律来理解，是与形式层面（深度）问题有关但可以区分的问题。即使是在与日本观点比较接近的德国，也以现在的结果消除请求权等为根据，更为广泛地承认诉的利益[69]）。[41]这是在分别解释专利权设定登记的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毋宁应当是与撤销诉讼相平行，朝着将确认无效诉讼并入争点诉讼的方向构筑起制度和解释论。

[28] 小早川光郎・前掲行政訴訟の課題と展望。[110]另外，如果修法是让从前的申请认可处分失效，那也只能驳回课予义务请求、驳回撤销拒绝处分诉讼。

[45] 東京高決2003年12月25日判例時報1842号19頁。[56]通说认为，以与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同一的理由和内容重复作出的行政行为，也不与撤销判决的既判力相抵触。

[46] 不同于居民诉讼和法定受托事务的代执行诉讼中所说的违法性继承情形。[33] 受到关注的是盐野宏（塩野宏・前掲行政法Ⅰ122頁以下）强调行政行为的规律力的意义。

[29] 兼子仁・前掲公定力の理論17頁以下、57頁以下。第二，对于衡量现在多种利益而作的不利处分，如果被衡量和考虑的不是同种利益，就不能说是同一处分（以公务员不适格为由的身份处分与以废除职位、超员为理由的身份处分等）。在恢复原状的手段中，撤销是宣告作为规律或法规范的行政行为自始不存在，[75]而法院对诉讼标的之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私人的法地位作出判决、确定法规范，两者互为表里，因而，在制度上当然要将撤销法定化。这时，行政厅必须考虑判决的宗旨，选择处分的内容（行诉法第38条、第33条）。

发表时有改动，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76]在日本，可以作为撤销诉讼的关联请求（行诉法第13条第1项）提起民事诉讼恢复原状。

2. 与争点整理和行政程序的联动 德日法制的差异在于行政程序与课予义务诉讼程序的关联方式。但重要的应是对行政行为要件的判断，判断过程层面的首次判断权应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联动中思考，以促进纠纷的迅速解决。

违法性继承的法理在于，法律并未充分完善与先行处分性质相适应的行政程序和争讼程序，在私人在先行处分的阶段未能就处分的违法性进行有实效性的争议时，限制先行处分的（形式性）存续力。但是，这次修改法律，除了放宽停止执行的要件之外，还将临时课予义务和临时禁止法定化（行诉法第25条、第37-5条），临时权利保护在行使公权力上的障碍已大幅减少。